弗格森的「中美國」
關於全球經濟失衡的流行詞是「中美國(Chimerica)」，或者說是「中美互補」，這個詞最先是由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弗格森提出的。但是中國似乎對這個詞並不感冒。的確，我們不能簡單地將「中美國」理解成為中國的實力已經達到了可以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。中國、日本、德國和印度四國的消費總和還只能抵上美國的70%；簡單計算，美國家庭儲蓄率上升5個百分點，中國需要增加40個點的消費來平衡，這顯然是不可能對等的。
「中美國」事實上只是描述全球化中中美兩國各自的奇特經濟角色：美國這個典型的「過度消費」大國需要大量「外供」，而中國這個典型的「超低消費」大國需要大量「外需」，於是雙方便形成了「鏡像互補」。
《華爾街日報》曾有篇文章，將近十幾年的全球經濟模式總結為三類國家：以美國為代表的「知識生產的頭腦國家」，以其極其發達的金融系統為全球配置資源，由於中國輸出通縮，極大地滿足了美國消費者的福利；同時中國輸出儲蓄，所以美國的長期利率一段時間內被壓制在低位，股市、樓市上升使得美國家庭獲得了資產型儲蓄，產生了財富效應。以中國為代表的「物資生產的軀幹國家」，承接了世界的工廠獲得了巨大貿易，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支持了社會穩定。以俄羅斯、巴西、澳大利亞為代表的「資源供應的手腳國家」， 由於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強勁的產能擴張的推動，不僅出口大增，而且價格上升，分享了全球化的紅利。 那麼，現在世界經濟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？我們還能回到過去嗎？
換個視角看失衡到危機
帶著這些疑問，我們必須換個視角看失衡。回歸基礎的供求分析框架，最近十年，全球總供給能力全面上升，得益於兩個因素：全球化的紅利擴散和網絡信息技術溢出效應；同時網絡信息技術的推廣使用，又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化的發展，兩者相得益彰。所以，我們會發現，原有的工業生產方式幾乎完全被重構：跨國公司接管了全球的產供銷鏈條。儘管要素有國界，但資本卻以光速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穿梭。在全球各行各業活躍的沃爾瑪式的巨頭漁網式地搜索下，理論上可以使全球的生產商都能被推到生產函數的邊界上。
總供給上升的同時，全球總需求結構卻惡化。作為全球需求的驅動機，低工資和低工資增長率，使得美國僱員報酬在可支配收入中所佔份額長期下降。對於普通的美國中低收入的勞動者而言，全球化帶來的勞動力的替代和競爭，因此其向僱主議價的能力大幅減弱，這一情況所導致的結果就是，美國中低收入勞動者在近30年的全球化不斷推進的過程中，工資性收入始終無法得到有效增加。
全球化某種程度就是美國「去工業化」的過程，大量的製造業工人開始轉向低端服務業(建築、零售、休閒)，而低端服務業的工資水平卻遠低於製造業。因此，本世紀以來，美國的工資增長率顯著低於勞動生產率的改善。貧富差距的加劇導致了有效需求不足，因此「新經濟」後美國經濟增長動力明顯趨緩，經濟成長率落到了長期(10年)移動平均線之下，這之後雖然有全球化的紅利發酵，雖然有強烈的信貸槓桿的刺激，依舊無法改變經濟增長動力的疲弱。
對於美國來講，去工業化(全球化)的結果必然是走向槓桿化和去監管化，或者講是金融自由化。
美國人希望的最理想狀態：貨幣通脹和資產通脹持續推動經濟的增長，但是物價不能通脹。所以它需要一個對沖，而中國是最佳的通縮輸出國。近十幾年來，中國的人工成本/人工效率之比一直在降低。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。但是，中國又是資源和能源瓶頸的國家，無法對沖資源和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，中國製造的價格雖可通過壓制勞工的報酬而緩慢上漲，但產能的擴張卻推動著油價和資源價格開始飆升。而美國本身是最大的石油消費國，油價構成物價通脹的核心。隨後：1.利率的升高，使得資產價格下跌；2. 而資產價格一旦下跌，美國的負債問題就遭到了徹底的暴露；3. 美國負債問題的暴露，使得銀行壞賬增加、信貸凍結，消費能力隨之開始大幅下滑；4. 中國的出口遭到重大的影響，國內就業壓力大幅增加，內需進一步走軟。
再平衡的方向是「再工業化」
失衡終至危機，那麼，再平衡的方向在哪裡呢？簡單直觀的想法就是全球經濟做減法，美國需求做減法，中國產出做減法：全球經濟要徹底改變依賴美國信貸消費模式，這意味著要發生大的經濟倒退。現在看來所謂「消費者去槓桿」是一個再平衡的「死胡同」，根本無法帶領美國經濟走向平衡。「消費者去槓桿」所產生的被動儲蓄很難持續提高儲蓄率、降低負債率。所以我們看到，最近美國家庭儲蓄率在提高，但負債率卻不降，因為被動儲蓄→消費↓ →企業利潤 ↓ →失業↑ →收入↓，負債率(負債/可支配收入)分子分母都在做減法。
從這個意義上講，未來的再平衡應該不會是一種顛覆，而是一種修復，換句話講，全球化不可逆。因此，未來再平衡必須解決兩個問題：一是全球需求結構得到改善而更加均衡：必須回到能增加可支配收入的軌道；二是要突破資源和能源瓶頸，這樣貨幣和資產可以通脹，但油價可以不漲。
需求的結構要重新走向均衡、可支配收入要重歸增長，必須重新呼喚「企業家精神」，需要出現「熊彼特式」的創業活動的集群式迸發。故此，「再工業化」是美國再平衡的唯一選擇。「再工業化」絕非美國的海外工廠回歸(美國勞力成本畸高，全球化已經不可逆)，而是再造一個新「實體」。結合要突破資源和能源的瓶頸，再工業化的方向事實上已經呼之欲出——以新能源、新材料為代表的低碳經濟形態。
再造新經濟形態
政策和規則保護下新產業形成超額利潤→新經濟的股權泡沫化→資金成本低廉→大量投資被引致新經濟行業→形成過度投資和競爭→規模經濟開始出現→超額利潤消失，回歸全社會平均利潤水平→泡沫破裂→但新經濟的溢出效應開始出現，又成為經濟下一步持續增長的動力。
當然，以上的邏輯必須有個前提：弱美金必須可控。現在看來是存在這個可能的。一是當下美元的匯率很大程度上是靠人民幣的「軟釘住」來維持的。對於中國人來講，它需要的是經濟和就業的穩定，出口恢復能頂住政府投資日益遞減的功效。雙方各取所需。
二是全球需求衰退期的高庫存將PK掉美金貶值所引發的通脹效應，商品特別是油價一旦過了70以後，漲升動力顯得非常的猶豫，儘管黃金(1081.20,-14.80,-1.35%)飆漲。
三是為緩解通脹預期，伯南克可以不斷地講退出策略，蓋特納可以調節財政開支節奏，將困難盡可能後移：2009年初聯邦預算辦公室(CBO)年初測算2009年和2010年發債規模各達2.56萬億美元和1.14萬億美元。而整個2009財年，財政部發債實際執行速度為： 2008Q4：5690億美元、2009Q1：4990億美元、2009Q2：3430億美元、2009Q3E：4060億美元，打掉一些借新還舊，2009財年整整少發了近1萬億美金的國債，這意味著把更重的負擔加到了2010年以後的。
四是全球化背景下，新興市場提前貨幣緊縮政策的外溢性總是能夠幫助弱美金走得更遠，中國等新興國家先後退場，使得通脹或被壓制，畢竟最近一年中全球基礎原料增量的貢獻九成都來自於這些國家。
五是高福利的歐洲對於美金貶值對其經濟負面效應的高度忍耐力，使得它們不太可能加入貨幣競相貶值的遊戲，從而導致通脹失控。
最本質的還在於現行的國際貨幣體制未到壽終正寢的時候，當下世界上哪個國家現實中能擺脫理論上的「特裡芬困境」，儲備貨幣發行國無法在為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同時確保幣值的穩定。當下盛行的「脫鉤論」其實是虛妄的，非儲備國家之間根本就形成不了真正的貿易平衡，任何一國一旦出現持續逆差，就會採取限制進口鼓勵出口的措施，而各國共同使用這些措施的結果，就會抑制國際貿易量增長。因此，只有儲備貨幣國家，才可以持續的維持貿易逆差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現在推倒美元推，世界將一片混亂。
故此，未來可能場景或許只有兩個：一是市場理性預期的出現而導致美金失控，為此美聯儲不得不提前啟動不太情願的加息週期，世界經濟或進入混沌的「滯脹」狀態，油價依然高企，而經濟復甦又將沉寂；二是外部世界繼續忍受著弱美金的「盤剝」，被動地等待著美國的「再工業化」的結構調整的完成，但一旦美金重獲支撐而進入長期上漲趨勢，被推向資產泡沫化的新興市場將會面臨一次洗劫。 |
